近日，“一人犯罪影響子女親屬考公”等上熱搜，對于其是不是合理，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羅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羅翔教授認為，懲罰的根據應該以報應為主，功利為輔。只有當人實施犯罪，才能施以刑罰。無論能夠實現多么美妙的社會效果，都不能突破“無罪不罰”這個最基本的底線。

此外，全國政協委員周世虹接受采訪時表示，一人犯罪受到刑事處罰，就影響其子女、親屬參軍、考公、進入重要崗位的規定，應予以徹底摒棄，否則會對受影響人員極不公平。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被告人犯罪，其子女、被扶養人、受其影響的人等就一定會有犯罪傾向、犯罪意圖或者犯罪行為。

據澎湃新聞，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特別強調，要“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對罪犯的近親屬考公搞一刀切的限制(作為某種“玻璃天花板”)，可能構成對于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這不是什么提升了“法律震懾力”，相反可能擴大了社會對立面。

無論如何，作為影響到千萬家庭切身發展的一項考公限制，“一人犯罪，影響三代”的政策需要講講明白，防止被誤讀、被誤用。

據光明網，目前看來，反對取消限制的聲音要遠大于贊成的聲音，一方面體現了一種民意，符合社會千百年積淀下來的樸素價值觀，另一方面也在于限制措施的確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社會治理成本。例如，很多人認為，在“禍不及子女”的同時也要考慮到“惠不及子女”，特別是那些民憤極大的貪污腐敗案中，罪犯在被抓捕審判前，相關不法行徑已經實施多年，其子女和親屬也受益于此，這期間攫取到了普通人難以想象的社會資源特別是教育資源，他們擺脫“原罪”與普通人同臺競爭就是一種不公平，更何況公務員個體本身掌握著一定的公權力，在偏袒親情和公正行使權力面前，人性將面臨巨大考驗。這種考量是有一些道理的，法律的實踐不能僅僅從個人主義出發，也需要將社會視為一個整體，但對為何不能報考公務員等崗位，理由還是不夠充分，畢竟我們堅信，用法律和制度讓權力在正確的軌道上運行，始終是社會前進的方向。

此外，也有人從犯罪預防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在犯罪預備階段乃至實施犯罪之前，考慮到自己行為對子女可能產生的影響，都會使其有所顧忌包括可能中止犯罪，是一種較為經濟的預防犯罪手段。現實生活中，這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我們經常能看到在普法節目中，涉嫌犯罪的相關人員在鏡頭前哭訴，除了對自身行為的悔過外，還有對子女的愧疚。當然，這種解釋也值得商榷，雖然限制對很多潛在犯罪行為進行了震懾，但根據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屬于超出法律之外的懲罰。特別是遇到一些極端案例，比如自身就是受害者以及出于義憤動機犯罪等，都需要考慮到相關規定和限制的靈活適用。事實上，委員的建議也并非媒體報道的“一刀切”，例如對考生或被政審人的政治表現以本人現實表現為主，并注重以實證證據予以證明。

(中國小康網綜合澎湃新聞、光明網、中國新聞周刊等)

標簽： 羅翔評一人犯罪影響家屬考公 社會對立面 無罪不罰 法律震懾力

　　 原標題：羅翔評一人犯罪影響家屬考公 會對受影響人員極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