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IPO公司來說，一旦遭保薦機構殃及，可能需要付出更長的時間成本。2020年7月，因在康美藥業相關投行業務中存在違規行為，廣發證券受到證監會暫停保薦機構資格6個月、暫不受理債券承銷業務有關文件12個月的監管措施，這導致由其所保薦公司的IPO項目等待進程被拉長。

與此同時，也有法律界人士對《紅周刊》記者表示，被立案調查會對保薦機構的保薦業務造成負面影響，即使不出現要求全面暫停在審項目或停止承接業務的監管措施，但其他公司出于安全考慮，在短期內也不會選擇被立案調查的保薦機構。

值得一提的是，遭到立案調查的華龍證券其自己也正在IPO。根據其保薦機構2021年7月28日出具的輔導工作進展情況報告，當前已經輔導華龍證券完成IPO方案審批及變更、新三板摘牌、國有獨享資本公積轉增股本、董監高換屆、歷史沿革梳理等事宜。然而此次被立案調查，其自身IPO恐怕也會受到影響。

根據《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管理辦法》第十八條的規定，擬上市公司最近36個月內不得存在違反工商、稅收、土地、環保、海關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規，受到行政處罰，且情節嚴重的行為。這也意味著，一旦其此次被立案調查后，遭行政處罰，其想要IPO有可能還要再等待3年以上。

無論是海通證券還是華龍證券，均存在明顯的“失職”行為，就拿華龍證券來說，自2014年藍山科技在新三板掛牌起，其就是保薦商，但直至藍山科技“爆雷”，華龍證券都未向外界及時發出風險預警;而海通證券2017年曾為出現凈虧損的涉事公司出具“當年度整體經營情況正常”的持續督導意見。因此，兩家保薦機構被立案調查，實際上也是因為執業質量不高，為自己埋下的“雷”。

事實上，除海通證券和華龍證券外，最近可能會因為執業質量不高“坑”了自己的還有中原證券，原因則與*ST科迪財務造假有關。

9月8日，證監會向*ST科迪下發了《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原因是2016年至2018年，其分別虛增收入3.36億元、2.10億元、2.97億元，虛增利潤1.18億元、6864.13萬元、1.13億元，同時，在未經審批下向大股東科迪集團轉出數十億元資金，且提供違規擔保十余筆。

*ST科迪于2015年6月在主板首發上市，隨后，2016年12月，其實施定向增發，募集資金3.89億元，其首發與增發的保薦機構均為中原證券。據《證券發行上市保薦業務管理辦法》，在主板首發上市、發行新股的持續督導期為證券上市當年剩余時間及其后1個完整會計年度，故中原證券的持續督導期為2015年6月至2017年末，由此看來，*ST科迪財務造假發生期與中原證券持續督導期存在重合。

2018年4月，中原證券在*ST科迪首發及定向增發持續督導總結報告中強調，*ST科迪的信息披露內容真實、準確，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等，如今看來，這一表述顯然與*ST科迪實際情況不相符，中原證券是否做到勤勉盡責有待商榷。

據上文所述，海通證券因在持續督導中未能勤勉盡責而遭立案調查，中原證券是否會步其后塵，是值得擔憂的。

另據Wind統計，截至當前，中原證券承接的IPO保薦項目中尚未發行的公司共19家，其中12家處于輔導備案階段，在主板、創業板排隊上市的公司則分別為1家、6家，這些公司IPO進程同樣也存在受“牽連”的可能。

超達裝備、普愛醫療恐為其保薦機構埋下“暗雷”

根據《證券發行上市保薦業務管理辦法》的規定，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在主板、創業板、科創板上市的，保薦機構對保薦標的均負有持續督導義務。這意味著，倘若保薦機構對承接的“IPO新項目”首發審查不嚴或后續督導階段未能勤勉盡責，出現IPO公司“帶病”上市的情況，恐怕會為其埋下“暗雷”。

海通證券目前43家公司的IPO項目就不排除為其“埋雷”的可能，《紅周刊》記者發現，其項目中的南通超達裝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超達裝備”)就相當引人注意。

2017年，超達裝備曾準備在主板上市，不料因為其存在資金管控、成本內控薄弱，且未充分說明并披露與實控人親屬控股公司是否存在同業競爭或利益輸送等問題被證監會否決。

超達裝備為典型的家族企業，其實控人為馮建軍、馮峰父子，二者合計持有91.64%的股權，馮建軍的侄子馮宏亮、侄媳何丹為蘇州宏陽宇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宏陽宇有限”)以及昆山威震天機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威震天機械”)的實控人，兩公司與超達裝備均為汽車內外飾模具供應商，且3家公司存在客戶重疊情況。

本次，超達裝備將保薦機構由中泰證券更換為海通證券，轉戰創業板，然而，其前次IPO闖關被否決的老問題仍然存在。

深交所在三輪問詢中，對其同業競爭及利益輸送等問題均提出質疑，超達裝備則一再強調，保薦機構海通證券針對上述情況已多方面核查，未發現異常。但事實上，海通證券在核查過程中遇阻，原因是馮宏亮、何丹與超達裝備實控人馮建軍關系惡化，二人拒絕配合保薦機構對其開展盡職調查，導致海通證券無法獲取超達裝備與宏陽宇有限、威震天機械重疊客戶情況的直接證據。

鑒于上述情況，海通證券只好對超達裝備報告期內主要客戶、供應商進行函證，以間接了解相關情況。2017年至2020年1-6月(報告期)，海通證券向超達裝備客戶發送確認函且已回函客戶的銷售收入占營業收入的比例分別為80.21%、86.03%、85.39%、82.90%，向供應商發送確認函且已回函供應商采購金額占采購總額的比例分別為79.13%、81.41%、84.62%、84.20%。

然而，深交所對于海通證券核查證據的完整性提出質疑：在未取得宏陽宇有限和威震天機械重疊客戶銷售收入、毛利等數據下，發函與回函比例未覆蓋超達裝備全部客戶、供應商的核查證據能否支持核查結論?

對于上述質疑，海通證券表示超達裝備兩次申報時點涉及同業競爭事宜的外部條件已發生變化，據此前規定，發行人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的其他近親屬及其控制的企業與發行人從事相同或相似業務的，原則上認定為構成同業競爭。然而，后續法規進行了調整，據2020年6月10日發布的《關于發行審核業務問答部分條款調整事項的通知》，前述情形不再認定為同業競爭。

但即便如此，新規定下發行人仍需充分披露其與近親屬所控制公司的主要客戶及供應商重疊等情況，故海通證券對于該部分應詳盡核查并披露。更重要的是，據披露，報告期內，超達裝備對重疊客戶的銷售收入分別為1.14億元、1.34億元、1.41億元、5050.92萬元，占其營收比重均在30%左右，對其經營影響重大，海通證券若在此問題上馬虎大意，不排除為自己“埋雷”的可能。

此外，超達裝備自身內控薄弱，在資金管控方面的表現尤為明顯。

2015年至2018年1-6月，其各年現金支取金額高達2000萬元左右，巨額現金支取本就存風險，而其審批流程上還存更大漏洞。其雖制定了《貨幣資金管理制度》，可據披露，其在執行層面，有時因財務總監外出等原因不能及時簽批，員工僅以口頭或電話形式報同意后便可支取，后續也無需補充審批程序，如此做法顯然不符合相關要求。

后續，海通證券雖然幫助超達裝備進行內控整改，但即便是整改之后，超達裝備仍存在使用現金支付的情況，比如2018年和2019年，相關金額就分別為1988.62萬元和887.21萬元。

在管理層方面，因超達裝備為家族企業，與其實控人關系密切的多位家庭成員在超達裝備身居要職，包括董事、董秘、財務總監、副總、獨立董事、監事等，在“一股獨大”的情況下，超達裝備管理風險凸顯。

無獨有偶，超達裝備股東層面亦存在隱患，實控人馮建軍的妹妹馮麗麗，持有超達裝備1.35%的股權，為第四大股東。此外，馮麗麗還擔任南京超飛模具的法定代表人，然而2019年12月、2020年5月，浦口法院先后對超飛模具、馮麗麗出具《限制消費令》，同時將二者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目前，超達裝備尚未獲得證監會注冊批準，其能否成功上市不得而知，若其獲準發行，海通證券則要承擔為期3年的督導責任，隱患諸多的超達裝備很難說不會成為海通證券的一顆“暗雷”。

另一家保薦機構華龍證券自身麻煩纏身的同時，由其保薦的南京普愛醫療設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普愛醫療”)也因其“躺槍”——該公司IPO審查被按下“暫停鍵”。不過，對于普愛醫療IPO的中止，對華龍證券來說福禍難料，若詳細分析普愛醫療的招股書，不難發現其中也存不少風險，難保不會成為“炸傷”華龍證券的一顆“暗雷”。

普愛醫療的實控人為劉金虎，其持有普愛醫療50.52%的股權。不過，從招股書披露的信息來看，為了解決普愛醫療股權代持問題，鞏固控制權，劉金虎借款集資收購原股東部分股權，導致其背負6416萬元的巨額負債。

實控人負債本也正常，但問題在于，其此前曾有占用普愛醫療資金的先例。2018年4月28日，劉金虎向普愛醫療拆借資金200萬元，當年末償還，但其并未支付資金占用利息。時隔兩年多后，直到此次IPO前夕，或是擔心此行為影響上市審查進程，其才于2020年11月補簽補充借款協議，參照銀行同期貸款利率一次性支付了借款利息。

值得注意的是，實控人劉金虎前述6416萬元的借款，也存在巨額利息，按借款協議約定的借款利率(月息0.5%)計算，年利息約為360萬元，截至招股書披露日，借款到期時間剩余60個月。倘若實控人后續無法按期償還債務或支付利息，恐怕會引發訴訟或股權糾紛，屆時，難保其不會再次挪用公司資金以解燃眉之急。

在A股市場上，因大股東擠占上市公司資金而“爆雷”的案例不勝枚舉，普愛醫療一旦因為大股東資金占用出了問題，華龍證券恐怕難以獨善其身。此次普愛醫療IPO被暫停，后續是否更換保薦人外界尚不知曉，其與華龍證券的“緣分”能到哪一步仍有待時間的驗證。

(本文已刊發于9月25日《紅周刊》，文中提及個股僅為舉例分析，不做買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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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IPO保薦“暗雷”頻出 海通證券、華龍證券被立案調查